生育率急剧下降 产科发展前景堪忧

小柯 ◷ 2022-11-30 03:08:17
#生育率,产科

北京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区人山人海。所有的科室前面都排着队,但只有两个人坐在产科病房的等候区。当记者问孕妇是否缺地方归档时,分诊值班护士说有很多地方,但也提醒记者仔细考虑,医院的产科可能“随时”被取消,合并到另一家医院。她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取消产科部门,只是说它将继续存在。


2012年,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分院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分院。一位妇产科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东坝医院妇产科每年的新生儿数量曾一度超过3000至5000人。2014年至2016年,这一数字降至1800人左右,但去年降至150人以下,降幅达90%。


东巴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产科危机的地方。北京恒河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民营医院,但近年来产科患者数量下降,无法经营,将民营妇产科龙头医院和睦家合并。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收购目前处于“参与”阶段,而非“授权”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至2021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逐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力绿皮书》中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医院的产科是第一个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地方。


生育高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医院的分娩高峰期,大约有300个婴儿出生,平均每天10个。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几乎没有休息,接了七位准妈妈,做了四次剖腹产手术。”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霞回忆道。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10个月后,第一批孩子生二孩的需求突然释放。“政策出台后,许多夫妇决定在生育年龄结束后再要一个孩子,”王说。“很多70年代出生、40多岁的夫妇都在生二胎。”根据当时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2016年,超过40%的人口生了二胎或二胎以上。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16年,北京和全国一样,都处于生育高峰期。除了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这一增长也是由于前一年被压抑的羊年出生需求的复苏。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喜欢生“龙宝宝”、“猴宝宝”和“猪宝宝”。


当时,媒体对产科“难有床位”的报道有:“走廊加床位”、“难备案、人贩子要价天价”......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新生儿数量,北京朝阳医院将7个单病区改成了双人间,而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则在户外庭院中增加了床位。“听说其他院里还有加板凳的,一号板凳、二号板凳......”夏王说。

当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新增产褥床8.9万张,力争“十三五”期间产科医师和助产士增加14万人。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幼保健的潜在市场。在Soowu Securities 2016年10月发布的《妇女儿童行业专题报告》中指出,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潮拥挤,人均医疗卫生费用逐年增长,二孩政策的实施,东部城市95%以上的产褥率都是民营妇产医院发展的有利因素。


政策优惠,市场前景诱人,妇产医院需要的设备少,资金门槛低,进入游戏的玩家多。早期进入局的妇产科医院主要集中在高端市场,主要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外国人和高收入人群,而后来进入局的“莆田网”则集中在填补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的空白。2015年7月,“莆田四家”之一的林氏家族旗下的和美医疗在香港上市。


随着公立和私立医院准备迎接一场小型的生育热潮,现实却在泼冷水。


行业“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亚彬发现出生人数没有超过2017年的鸡年。结果,她觉得分娩的数量开始下降。如果2020年妇女生育意愿下降是由于大流行,那么尽管恢复了工作,但产科不像2021年那么活跃,这表明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既成事实。


有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北京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每年的分娩量接近5800人,然后逐年下降,到2021年,降至2000多人,比四年前的一半还多。


在杭州,一家民营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刘建刚(音)说,他所在医院的分娩人数几乎比几年前减少了一半。2013年之前在当地一家公立甲等妇产医院工作。现在,他明白了,医院的产科病房大约有20%是空的。据刘建刚介绍,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三层的产科病房已被拆除,而杭州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已被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邯郸市馆陶县,该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兼副主任医师张杰文表示,该县的分娩数量从2016年的1500多例下降到去年的789例。“今年头两个月,我们只有50多名婴儿出生,我认为今年的数字也不会太好。”她说。


“去年我去农村免费看病,乡卫生院书记告诉我,从春节到国庆节,全村结婚的家庭不到20户。”张洁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她还解释说,馆陶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严重,大多数当地男性在县外工作,很多女性嫁到县外。


王女士工作的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急剧下降,每月只有30到40例,是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是缺乏生育意志,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分配政策有关。


上海第一妇幼保健院的段涛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影响在公立的二级和更低级别医院要比三级医院明显更大。大多数地区妇幼保健医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它们受到的影响更大。


刘Jiangang解释说,在整个交付量下降,孕妇使用去二年级第三等级医院医院构建文件现在可以去医院三年级生,所以第三等级医院产科门诊病人的数量通常是相对较大。


在三级公立医院中,妇幼医院受到的影响较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已经专业化”,形成了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很多人会将专业化三级医院作为自己生育子女的首选。另一方面,受近两年疫情的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控制将更加严格,很多人会去妇幼医院分娩。


中国疾控中心刘艳辉2014 - 2019年在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等城市进行监测,发现“2017年以后,除公立三级医院外,其他类型的产科床位利用率均显著降低了产科医疗机构和产科医生的工作负荷”。


在民营医院方面,段少伟表示,规模小、营销过度、缺乏良好的专家团队的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情况稍好。段涛认为,这些医院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先进性、迎头赶上的优势,发展迅速。此外,他们也有品牌优势,所以他们仍然可以生存的冲击。

工作越少,收入越少。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生的工资结构都是基本工资+绩效。王女士说,在生育高峰期,她的工资减少了大约30%,刘先生也给出了类似的数字,有时甚至减半。


张杰文说,2010年,她所在的科室非常繁忙,因此分为妇产科1、2、3三个科室,妇产科医务人员近30人。现在有两个区,只剩下12名医务人员。“一些助产士已经转行了。上面有一些主治医生,去邯郸市医院做了妇科医生,这样收入就会相对提高”。


王霞的科室会根据妇产科的情况调整人员比例。2016年前后,妇产科共有妇产科医师7名,占妇产科医师的绝大多数。近年来,随着出生人数的下降,产科医生开始流向妇科,几乎持平。


产科的内卷


在生育数量下降的同时,母亲的平均年龄也在上升。接受调查的医生表示,现在已经很少见到30多岁的新妈妈生孩子了。大多数新妈妈都快30岁了。据Yu说,产科医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一观点认为,女性生育年龄增加了生育的风险。“但根据要求,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这对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并在全球排名。”全市所有的医生、所有与母亲接触过的医务人员都必须讨论每一例孕产妇死亡病例,每次审查都非常紧张。”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孕妇的需求,余雅滨还计划建设VIP病房,环境温暖,服务完善,可与酒店相媲美。


在Yu看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公立医院主要处理的是孕妇是否可以住院生产。现在,冲突变成了如何让他们感到舒适。“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上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们睡在一个房间里,在父母的照顾下长大。他们怎么能容忍八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隐私呢?”Yabin说。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表示将建立一个特殊病房。主任王教授广州市妇产科学系北京宣武医院,医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历了一个产科病房的整体装修,员工和床将与孕妇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医院准备文件没有限制。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服务链条不断延伸。从产前护理到产后康复,医院竭尽全力。一年来,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开始将孕前护理与临床护理相结合。该医院负责整个地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患者有医疗需求,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咨询。国家卫生健康委希望抓住这些患者,将他们转到医院相应的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过去,有很多病人,我们没有那么仔细地工作。现在病人少了,所以我们希望提供更全面的一站式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和河北省馆陶县人民医院也计划开设产后康复诊所,治疗产后盆腔松动和并发症。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建立了医疗联盟,协和妇产科医生定期到原医院就诊。有一些危重病人需要转到协和医院做手术,但是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病人就不必去了。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收治部分疑难病人。


尽管出台了多项三孩扶持措施,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其中对分娩未知痛苦的恐惧是阻止女性怀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马毅在陕西省榆林市跳楼自杀,这是女性对分娩痛苦和风险担忧的一种极端表达。为了提高妇女的分娩意愿,各级医院也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设专用病房时,将无形中逐步侵蚀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来都在销售优质的服务,而公立医院会被同样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较高的社会声誉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所吸引,更多的孕妇会被它们所吸引。


段涛表示,医疗是一项重大资产投资。平均来说,一家医院在运营5 - 7年后就会开始盈利,而医疗行业并不暴利。因此,民营妇产科领域已经进入了股份制竞争的时代,未来民营医院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少。

私立妇产医院仍在为生存而挣扎,它们要么在扩大业务,要么在进行自我改造。刘先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一些医院正在专注于私人整形手术和产后美容,而另一些医院则保留了少量的产科员工和床位,并将他们的重点转向口腔。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也应该进行学术转型和技术提升,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此外,它曾经是一个增量时代,但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股票时代。民营医院需要做好现有库存客户的管理和服务。虽然很多私立医院以前都有妇产中心和产后康复项目,但都不是系统的。应该建立专业团队来做这些服务。


“未来,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产科会越来越相似。前者将开始提供服务和质量,而后者将开始改善分娩和产后技术。”段涛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