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养老院终于要开始赚钱了 可想而知80后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

那些花儿 ◷ 2022-09-26 0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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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报道了“一名70岁的养老院工作人员被谋杀”。


87岁的孙斌的父亲失去了自理能力。为了防止老人独立活动造成的伤害,他被囚禁在养老院的木床上,用红色广告布做成的绳子3米长。当他从床上掉下来时,红色的带子缠住了他的脖子,他窒息而死。


这听起来可能很残酷,但许多中式养老院就是这样:在中国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养老院赔钱是正常的,同时也会给不安分的残疾老人带来桎梏。


长期以来,中国的养老金困境一直是双重尴尬:


全国现有老年床位823.8万张,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1.9亿人,残疾人和部分残疾人4200万人。


一方是中国的老年人,他们苦苦挣扎,排队数年,却没能住进养老院就去世了:


他们独自住在老房子里,行动困难,当他们长大后,他们被困在楼上,只有基本的食物和住所。即使他们住在城市里,他们也没有家人来照顾他们,也没有钱去寻求专业的护理服务。他们被困在家里,甚至不能称之为生活。


有些人住在疗养院,但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服务。昏暗而狭窄的檀香掩藏了老人、二手市场上丢弃的床和家具的气味……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家庭来说,只有几十张床的小屋通常是更现实的选择。


护理人员的素质是护理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一方面,是多年亏损、发展乏力的养老行业,经营不善的养老院经营者:


长期以来,虽然老年床位数量远低于我国残疾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但养老院的平均入住率仅为25%,四分之三的床位空置。而且绝大多数的养老院都在亏损或盈利。


没有一个健康和可持续的养老金行业,我们只能把全部负担放在家庭照顾者身上。


4200万残疾人、半残疾人,10年6290万,30年近1亿。面对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和谁来照顾他们的问题,我们如何过一个体面的晚年?我国养老机构如何兼具公益性和市场化的双重特征?


养老机构已经挣扎了20年

作为老年人的生计,自然戴着“福利”“公益”“安全”的光环。但是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负担得起1.9亿老年人和4200万残疾人和半残疾人。


养老是亿万人民的民生工程,必须由民营企业来承担。


本世纪初以来,我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经出现,大量社会资本纷纷涌向银色经济的蓝色海洋,试图分一杯羹。


山东省德州养老行业协会会长赵世智,从事养老行业多年。2006年,他开始建造自己的养老院。“土地租出去了,房子盖好了,有50张床。”他告诉八建文,一开始很难。第一年,没有老年住院医生。在第三年,只有3名老年住院医师被录取。


2010年前后,一大批国有企业、房地产公司和保险公司进入养老市场。


2010年,中国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投资房地产暂行办法》,掀起了新一轮养老建设高潮。当时,房地产企业正处于市场快速增长后的瓶颈期,以养老名义,采取自购、自建、自管的方式获得土地减免税;一批有“汉字”的国有企业也开始测试养老地产,成为养老行业市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然而,在中国养老需求巨大、支付能力水平较低的结构性困境下,大多数养老院仅仅被视为维持老年人最基本生理需求的庇护所。

因此,目前只有“解决痛苦”的养老院很难找到,大量“创造幸福”的高端护理社区需求仍然非常有限。


定位与需求的严重错位导致养老机构在困境中挣扎了20年。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2016年的一项调查,即使是在人口老龄化的一线城市北京,也有超过60%的养老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北京社区养老运营总监、公众号“养老智库”创始人李子晨总结了这些年许多失败的案例:


早在2010年,由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和北京市城建集团共同规划的北京瑶阳国际老年公寓就正式竣工。最早以14000元/平方米的房地产模式出售,拥有70年的使用权。后来由于销售不佳,改为传统的床租模式,每月4000 - 6600元。同样,由于入住率极低,北京耀洋国际多年来亏损巨大,“项目已进入半封闭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北京的平均工资仅为每月4672元,这对一个正规职工来说都很难负担,更不用说老年人了。


2015年3月,房地产巨头万科在北京五环外的窦店正式开设了其第一个退休项目“幸福之家社区退休中心”,价格为3000元/床。开业后,项目形势不容乐观,业内分析其入住率低的核心原因:过远。2018年12月,该中心因持续亏损而停止运营,宣告了北京市首个养老项目在运营层面探索的失败。


而当年北京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也不超过3355元/月。


对于任何一家疗养院来说,前期最大的成本就是土地的成本。无论是购买土地建房还是租房,无论是自己的钱还是银行贷款,企业都必须为初始投资的数百万元做一个长期规划。建立口碑和积累客户需要时间,很多大型企业需要8-10年的时间来收回资金,其中投资成本较高。


农村有一些养老院,虽然难以维持,但服务质量令人担忧。


在八建文访问的三线城市的一家小养老院:


在二楼的扶手台阶上,入口处放置了一罐檀香木,用来掩盖弥漫整个建筑的老年气味。过道又窄又暗,左右两边是老人的房间。走廊的尽头是阳台,上午10点,能走的老人被推到阳台上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走进那个残疾老人的房间,一股尿味扑鼻而来。当护理人员把老人湿透的裤子扔到地下时,他的喉咙里充满了刺鼻的气味。每天下午3点,护士都会粗声粗气地抬起老人的腿,用旧毛巾擦拭他干枯的身体。他的臀部长满了褥疮,护士只会简单地回答:“(褥疮)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老龄化高原即将来临,我们的养老机构准备好了吗?

从2000年开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前十年,养老更多的是一种数量上和概念上的焦虑,更多的人享受着退休后的自由生活。真正困扰老年人的残疾和精神残疾还没有出现。


学者们预计,2015年至2050年将是中国大量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的关键时期。但是没有人能照顾他们。


在进入“超老龄化”之前,中国将迎来两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分别是2018年至2022年和2028年至2039年,平均每年净增加8600万至1120万。第二次增长高峰将持续更长时间,而且将是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后,并不是一个平缓的下坡,而是进入老龄化高原。


这就是中国老龄化趋势的真实形态:我们将应对“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调整和缓冲。


国家一级早就认识到传统的家庭养恤金功能的弱化,并将其视为日益严重的养恤金服务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国民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到各地出台的养老服务条例,机构作为一种底层保障的方式从未缺席,但它们始终是“政策不到位,企业不愿进入”。


多年来,政府一直试图解决支付障碍,尝试各种各样的手段,有时补充供应方面,来补充需求方面,有时床来补充,补充的头部,最后决定长期护理保险最重要的支付通道。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调查,发现从2016年到2018年,事业单位养老机构平均收到189万元的运营补贴,民办非企业176万元,企业68万元。78%的事业单位、988%的私营企业和52%的企业获得了政府补贴。


然而,有了这些补贴,养老机构并没有赚钱。


乔晓春通过调查发现,1-3年投资回收率为4.5%,4-6年投资回收率为4.9%,10年以上投资回收率为62%,绝大多数投资回收率在10年以上。


北京慧灵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王俊杰也表示,理想情况下,一线城市养老机构的还款周期最短为40个月,多数需要5年。考虑到装修的折旧成本,需要将近10年的时间。


“政府向没有真正解决企业亏损问题的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乔指出,换句话说,政府支持了那些本应关闭的养老机构,但却没有在养老方面发挥真正的作用。


“如果是普通人自己买单,那就很难了,因为老年人不想付钱。但如果政府愿意投资,市场肯定会介入。”乔小春分析,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决定“上限”,养老费用决定“上限”,空间缺口需要政府来填补,“如果政府不行动,这永远做不到。”


国有企业能拯救养老院吗?

在供给侧的许多方面,“公共/公共建设私人”是最有效的一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给土地建房子,企业承包服务,相当于“拎包入住”。


这种模式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建立了一大批政府开办的养老院,作为社会福利机构,帮助老年人和五名参保人员。特别是农村养老院,往往条件差,服务质量差。但如今,养老院正被定位为面向大众,尤其是广大城市中产阶级的商品化护理。


王俊杰在接受《八健康新闻》采访时表示,大量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住宅设施老化,装修成本高。一些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但新的企业想养老产业投资至少几百万建设资本准备,一些国家的政府认为这是更好的引进优秀的专业养老服务trustee-operation当地农村养老院。政府应该给养老院拨款。如果企业从政府手中接管养老院。

2013年底,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公共养老机构改革试点的通知》,要求公共养老机构由民间建设。2015年2月,民政部牵头制定了《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探索建立PPP等模式。


这些文件都是政府想要帮助民营养老运营商控制成本,促进其发展的重要信号。


“向公共(建筑)私有制的转变正在各地发生,但速度没有那么快,因为没有足够的合格、有能力和愿意承担这一转变的私人机构。”乔小春证实了这一趋势。


在传统的养老模式中,养老项目回报率低,投资回报周期长,难以吸引民间资本。在PPP模式下,政府可以给予参与的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贷款担保、土地开发优先等政府支持作为补偿。这一举措无疑吸引了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养老产业,改善了养老服务的供给。


具体的政府产出方式有多种,有的退地,有的建房,有的交房租,有的免房租。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模式主要解决了土地建设成本和融资投资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服务提供者不仅保证了老年人的需求,也提高了养老服务的质量。


一开始,社会资本并不相信“公共/公共建设私人”模式,因为这种政府参与的项目一般要求“私人非营利”。然而,在2015年前后,养老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人们发现大部分重资产模式可能都行不通,于是发现了公/公/私模式的好处,并称赞其为“相扑”,“导致许多公/公/私项目不得不被抢”。


据CIQRI发布的《2019年中国养老服务业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是养老PPP项目建立的高峰期。此后,许多项目逐步实施,许多项目采取了公共建设和私人经营的形式,整个机构养老服务的规模开始扩大。截至2019年3月11日,财政部共公布185个老年人PPP项目。


经过多年的亏损,赵的养老院在各种政策出台后也开始出现转机。


“政策和补贴主要是帮助从业者在创业初期摆脱困境。”赵世石告诉八健康新闻:“我们是一家民营非营利性企业。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盈利的。我们近年来的收入来自政府补贴。只有入住率高,养老院才会有收入。”


政府同意将机构的运营移交给社会企业,而私营部门则承担当地“三无老人”和“五保户”的责任。剩下的床位可以向社会开放。“因为公共建设和私营部门对收费价格有一定的控制,不允许绝对的市场化收费,他们很少能收到超过一万元的费用,所以他们可以赚到一点钱来维持原有的国有固定资产。”王俊杰说。


王俊杰(音)在北京、重庆和郑州经营养老院。其中在重庆万州区的监护权20多个农村老年人家庭,通过投资基金转换、服务升级实现连锁经营,“集成和优化后的区域,一些机构不亏钱,一些原始的生存斗争的界线,社会接待了一些老人,也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河南省许昌市一家95后疗养院的负责人范金林告诉8建文,他的养老院项目是一个公共和私人模式,但他也需要大约100万元的投资。政府投资了消防和住房以支持养老行业,而自己的贡献主要用于装修、人力和设施。虽然由于地块本身的性质,租金仍需稍后支付,但与同一地块相比,租金要便宜得多。范金林表示,养老院开业仅一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虽然初期投资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回成本将不成问题。

未来20年,我们将享受什么样的服务?

虽然不像制药行业那样动荡,但相对平静的养老行业也在观望。


“一家养老院要经营20年并不容易,但如果这家养老院采用20年前的模式,它也不会持续未来20年。”安联合伙人王跃曾在公开演讲中说过。


机构是退休的最终目的地吗?“9073”或“9064”规则在养老服务领域一直很流行,即90%的老人在家照顾,7%(或6%)的社区照顾,3%(或4%)的机构照顾。


“但事实上,最后3%的残疾和智障老年人真的去了机构吗?此外,一个机构真的比呆在家里更好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博士Zhonghan,似乎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当然,养老机构无法取代的作用,特殊保健设施和专业护理床,真的可以让一个高度残疾老人维持基本生活,然而,离开了家人,把生活环境变成一个奇怪的装置,他们真的能提高幸福感吗?”


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建立了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主的养老服务体系框架。然而,在过去两年的政府文件中,关键词已悄然转变为“制度补充”,给社区和家庭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这意味着在传统观念和现实的基础上,最适合老年人和社会需求的实际上是在养老院开放,并交付到养老院的服务。


与集约化的机构养老相比,小而美的社区养老可能是未来更重要的发展方向。

一个生动的比喻是,机构养老就像一个大超市,种类丰富,选择多,更能满足老年人的真实需求,而社区就像社区附近的便利店。虽然价格略高,但更方便,更贴近老年人的真实需求。


据微信公众“李阿姨聊养老”,资深从业人员孙俪观察,2018年以来,许多机构养老企业正在转向社区养老模式,“所谓的社区养老模式,就是没有走出原来的环境,原来的家地址是封闭的,方便儿童探望,同时也具有在原有机构养老的基本照顾功能。”


例如,公立养老院的价格区间为3000 - 4000元,民办养老院的价格区间为4500 - 11000元,社区养老院的价格区间为5500 - 6000元,而居家养老的费用区间为6000 - 7000元。


这种模式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可以是家门口的食堂,也可以是提供临时护理的日托中心,也可以是在需要帮助时给护理人员打电话。

因此,社区养老结合居家和机构的优势,兼顾情感和关怀需求,有望成为未来最符合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如果我们真能在社区里建立一个老年护理中心,提供送餐、洗浴、居家护理等服务,让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不是更好的选择吗?”王告诉八健康新闻。


社区护理中心的重要性已经在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的日本得到了应用。


NHK系列纪录片《护士谋杀案》中有这样一段话:


“长期承受压力的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往空杯子里慢慢加水,直到它到达边缘,在那里似乎是可以忍受的,当它再次装满时,就像杯子溢出并坍塌。”


在另一个相同的系列工作,年老后“破产”,它关注的共同困境在老年人和儿童的时代:老年人独自生活还是老夫妇,没有“金钱依赖”和“人们依赖”,他们将陷入“年老后破产”的情况。


他们处于健康和疾病的边缘,没有必要去疗养院。这些长者家庭的困境可能会在下一个时刻崩塌,或者他们可以通过居家或日间照顾来缓解。


机构所能做的是有限的,但如果社区,以疗养院的形式,能在杯子满之前保留一些,那么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许多独居的老人只需要社会的一点点帮助就可以过体面的生活。


随着1962年至1972年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行列,中国将在30年内至少增加2.8亿老年人。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一窗口期,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养老特点的服务体系,未来社会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年轻的博士生王忠涵(音译)也有这样的想象:“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人们是愿意生活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享受社区提供的各种养老服务,还是选择住在陌生的养老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可是,很多人想到的却是,作为80后的悲催一代,老了以后我们能不能付得起养老院的养老钱?